追问株洲垮桥悲剧:与凤凰跨桥同一施工方

追问株洲垮桥悲剧
又一座大桥垮掉了。
一个个桥墩，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砸向桥下的车辆和行人。截至2009年5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发稿时，9人死于这场事故，另有16人受伤。
事发5月17日，地点是湖南株洲市红旗路。这不仅让人联想同样发生在湖南的凤凰大桥垮塌事故--从株洲到湘西凤凰城，大巴只需4个半小时。而两座桥的施工方，均包括湖南省路桥集团公司。
所有人都在追问事故原因：是施工质量，还是爆破影响？5月5日，这座大桥开始通过爆破等方式进行拆除。而在这样大的工程进行时，为何没有将车辆和行人隔离在安全地带？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座大桥是1994年建成的320国道工程的组成部分，为何一座仅使用了15年的标志性建筑，就要被拆掉？
《中国新闻周刊》独家调查事故原因：“红旗桥”为何垮掉？
对于大桥垮塌的原因，参与爆破的一位人士认为是桥墩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而大桥的施工方表示：把垮塌与桥体质量联系在一起的说法“缺乏起码的常识”。
而据本刊调查，这座大桥的施工方之一为湖南路桥集团公司。2007年，它所承建的“凤凰大桥”在施工中倒塌，64名工人遇难。
本刊记者 / 张鹭 陈晓舒 刘双双（发自湖南株洲）文 / 李赫然   邓丽虹
高架桥砸下来，“像被推倒的骨牌一样”
湖南株洲市红旗路高架桥下的公路上，黄厚斌开着农用运输车，前往荷塘区汽车城接货。
这个年近五旬的农民，已经在桥下穿行了十几年，“几乎闭着眼睛都能走”。与他的农用车并排跑着的，大多是当地车辆。
这几天路堵得厉害。黄厚斌的车在不到3公里的桥下爬行了十几分钟，他不停地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妻子抱怨：“拆桥也没有交警维持秩序。”
妻子凌小春依稀记得，广播通知过红旗路高架桥这几天要爆破。一路上的警示牌和防护栏也证实：这座桥即将寿终正寝。所以，黄厚斌的农用运输车只能贴着防护栏前进。
5月17日16时24分，凌小春看见车窗外的桥顶在“掉土渣”，于是指给了丈夫。
41路公交车司机李莉也感觉到了同样的异常。事发前，他驾驶着公交车由南向北行驶。当行驶到高架桥下火电公司附近时，由于附近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41路被堵住了。这时，土块掉在了公交车顶上。
考虑到宣布大桥危险会引起恐慌，李莉借口堵车劝说乘客就近下车。只有两位老人因为年岁已高，不愿意提早下车。为此，这位公交司机编出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你们先下车慢慢走，如果路通了，我就在前面接你们。”
劝走老人后的几分钟，李莉听到一声巨响。他本能地从车中跑出来。瞬间，坍塌的桥面将41路左侧压扁。伴随着几声惊恐的尖叫，公交车前面的一台轿车也被压垮了。
此时，负责协助维护交通的施工工人李正杰，正处在用于封闭半边道路的围挡尽头。站在桥下的他，本能地逃了出去。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几十吨重的桥面拍在土地上而形成的强劲气浪，推出至少2米远。这位惊吓过度的劫后余生者，目前已经回到农村老家，发誓从此洗手不干建筑业。
在多名目击者向《中国新闻周刊》的描述中，那座长2.75公里的大桥部分“和被推倒的骨牌一样，一节接着一节倒了下来”。官方确认：倒塌长度约160米。巨大气浪把一辆小车弹出去，落在了黄厚斌的农用车边上。农用车的车头被桥面砸扁了。
车外灰蒙蒙一片。农用车的女主人凌小春还清醒着。由于前车窗被压扁，人已经跑不出去。凌小春从脚底下找到一根钢棍，支开后车窗爬了出去。当时，这个坚强的女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腰椎已经被压折。而凌小春的丈夫，因为她的报警成为第一个被救者。
等凌小春爬出来时，眼前是一排压在大桥下的汽车和惊慌的路人。一批人在拼命拨打手机，寻找可能遭到不测的家人，这致使当地手机信号一时堵塞。另一些人则拿着手机拍照，实时记录这一惨状。
手机拍到的现场记录，比新华社通稿更快地传到了网上。18点24分--在事发一个多小时后，饭否（一种微博客--编者注）出现了第一条现场直播消息。一位名叫“火烨.RPG”的用户，通过用手机绑定饭否的方式，称“湖南株洲即将爆破的高架桥突然垮塌，最少砸了9辆车”。此后，他又爬上附近最高的酒店，用尼康D80相机拍下了清晰可见的大桥断层。
尽管株洲在线论坛当下删除了所有即时报道，但新媒体的传播却无孔不入地持续着。事发两小时后，一名叫“洛水沉烟”的用户在豆瓣公布“紧急招募志愿者进行现场维护及抢救”的通知及联系方式，校内网另一套现场照片也以“分享”的功能发散于网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株洲市政府当晚10时40分举行新闻发布会前的5小时内，约有1500条与该事件相关的直播消息在新媒体上涌现。
爆破方：“桥墩的问题很大”
与任何一起安全生产事故相同，很快，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惨烈现场转到了事故原因。
2009年初，株洲市政府向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递交了拆除红旗路高架桥的申请，并于3月18日得到了批准。拆除方案采取以爆破拆除为主、机械拆除为辅的方式，其中万达影城至中石化加油站（铁路桥道口除外）实行爆破拆除共88个桥墩，其他高架桥部分实行机械拆除。拆除工程由红旗路高架桥爆破拆除指挥部负责。
5月5日，施工开始。15日，距离事发地约1公里的66、67号桥墩被爆破。
施工者李文在出事时，离现场还有一段距离。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还原了致命一刻--
当时是在109号桥墩和110号桥墩之间进行机械拆除。就是用炮机在桥面上钻洞，让桥面自行坠落。而在事故发生时，在炮机的作用下，靠近110号桥墩的桥面应声落地。出乎他们预料的是，一个跨度的桥面重量，加上桥面倒地产生的巨大能量，让支撑桥面的109号桥墩发生垮塌，接着是108号、107号⋯⋯直到102号，8个桥墩接连倒塌。
让李文深感痛心的是，他们当时只做了4个跨（两个桥墩为一跨）的围挡，把车辆和行人挡在桥面覆盖的范围以外。但是从倒塌的第五个跨--也就是协助维护交通的李正杰所在之处--开始，没有围挡的桥面下停满了等待通过的车辆和行人，他们中的9位（截至5月19日发稿时）再也没能出来。
“这个项目，任何一个公司中标，都跑不了要出安全事故。”53岁的李文坐在离塌桥现场不远的旅馆里说，此时的他已被焦虑和委屈感包围。作为此次拆桥的施工方南岭民爆的现场协调人员之一，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桥墩的问题很大”。
5月5日，施工队就在红旗广场附近拆除了3座桥墩。李文发现：桥墩使用的螺纹钢直径为12~14毫米，而按照市建设局提供的该桥的验收竣工图，直径应是14~16毫米。他曾考察过长沙伍家岭立交桥的爆破过程，“要知道，伍家岭立交桥螺纹钢的直径是25毫米”。
李文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展示了一张5月18日的过磅单，经过他的专业换算后，已经拆除下来的三个桥墩的含钢量为25吨左右，而“按照甲方（市建设局）根据竣工图做的预算，合理的数字应该有60吨。”
依据他个人的经验推算，这座有着121个桥墩的大桥，含钢量只有1000多吨，与其所应达到的2500吨相去甚远。
更让从事建筑业30余年的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桥墩混凝土的强度，“混凝土浇捣后，为了防止收缩和裂缝，在养护期内要每天浇水养护。养护做得好的话，桥墩在爆破后的废料应该是块状的，而在这个桥的桥墩爆破后是粉碎状的”。
“有两个原因可能造成爆炸后水泥成粉末状。”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海龙表示，“一是大小石子的配合比不符合规定；二是水泥强度不够，石子和水泥没有黏和到一起。”
这位专家透露：2007年8月垮掉的湖南湘西“凤凰大桥”也是如此，“中心没有用浆，是干石块垒起来的，我们行内都知道”。
为了用于20日实施定向爆破，红旗高架桥的每个桥墩都被打了4个直径5毫米、深度为80厘米到1米左右的洞。但李文并不认为这会对桥墩的承重结构造成影响，“很多混凝土在浇筑时都会预留一些孔洞”。
对此，张海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桥墩上打孔，如果钻断了竖向钢筋，可能影响桥梁结构；如果是钻到横向钢筋或者没钻到钢筋，对桥墩承重没有影响。”
对于网友“试爆引发塌桥”的猜测，李文予以否认。“试爆发生在15日，而塌桥是17日。试爆的桥墩是在66号和67号桥墩，跟塌桥的地方隔了近一公里。何况，这也没办法解释，试爆桥墩附近的桥面和桥墩都没有出现大问题。”
出于担忧，他曾把这个重要发现透露给一直关注高架桥拆除情况的株洲市荷塘区政协委员彭哲宇。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彭哲宇，5月12日给株洲市政府网站的市长信箱写了《红旗（路）高架桥几个问题和建议》。文中提到：“据施工单位说，拆除红旗高架桥按规定有2000多吨钢材，但现在拆除了三段，推测当时建设方很是偷工减料，预计只有1000多吨钢材。”
对此，市建设局于5月15日答复，“现在只拆除了三个桥墩，还没有办法对具体的钢筋量进行计算。”
就在这个过程中，桥塌了。
为何不封路
“在事故爆发前，我们给市有关部门打了报告，要求封闭施工、定向爆破。但红旗路高架桥爆破拆除指挥部要求我们只能半封闭。”李文说。他自己真正觉得委屈的地方在于，如果仅仅是桥墩的质量有问题，但如果按照他们的请求完全封闭施工现场，就算塌桥也不至于有人员伤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多次致电市建设局等部门，对方均对此事未发表看法。
根据株洲市交警支队5月3日颁布的《红旗高架桥拆除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案》，5月9日到6月20日，红旗广场以北约200米到红旗路、红港路口以南约200米之间路段，除铁道口和大坪路口以外，将实施爆破钻孔施工。施工期间，红旗路两边各有5米宽的道路供过往车辆通行。
一位株洲市公安系统的人士分析，“交警支队的这个半封闭方案，确实出于无奈。红旗路与建设路是株洲市最主要的两条南北向的大动脉，如果把红旗路全部封闭一个多月，势必把所有南北向的交通压力留给建设路。所造成的后果是，市内大部分南北向通行的汽车都挤在一条路上。”
他进一步分析说，“株洲市的道路布局没有形成网状结构，车辆出行对交通大动脉的依赖过于强烈了。施工安全和交通秩序之间的微妙平衡，交警支队很难把握。”
然而，对李文们的施工形成掣肘的，不仅是南北向的半限行。回到红旗路的微观道路环境，大坪路、铁道口、红港路这些东西向的道路与红旗路形成的十字路口，也会对其施工形成制约。
“5月20日，我们要实行统一的定向爆破，市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全封闭的措施保证爆破的实行。但是，如果整座桥在同一时间实行爆破，就会造成在清理完现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切断了红旗路东西向的道路。”李文说，“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在此之前，在现在塌桥的地方提前用机械拆除一跨桥--给红旗路上那些东西向通行的车辆留一条路。如果不用考虑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在20日对红旗路实行全部封闭的那天，把整座桥同时爆破掉。”
正是由机械拆除引发的桥墩连环垮塌，最终以生命的代价，为这一系列相互缠绕的公路矛盾画上了句号。
“15年的风雨都没有问题”
“这座桥是湖南第一个实行招投标的工程。”湖南省莲易高速公路管理处前处长刘立国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省政府催得很紧，桥是从1993年年底开始建的，要求1994年12月28日要举行竣工仪式。”
与爆破方施工人员的观点相反，他不认为桥的质量存在问题，“我们是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来设计建造的。”
刘立国还记得，红旗路高架桥的承建方，是包括湖南路桥集团在内的5家公司。
湖南路桥集团公司也是湘西“凤凰大桥”（堤溪沱江大桥工程）的施工方。2007年8月13日，这座石拱桥在施工过程中突然垮塌，造成64人死亡。最终，包括该公司有关负责人在内的24人被移交司法机关，另外33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湖南路桥集团公司因此被罚款500万元，隶属路桥公司的道路七公司依《公司法》等有关法规被解散。
刘的记忆得到了湖南路桥集团宣传部张勇的印证。“当时是我们与几家公司共同修建的，每个公司负责修其中一段。”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但他当时并未参与修建，也已经不记得具体修的是哪一段了。
张勇把塌桥原因与桥体质量联系在一起的说法称为“缺乏起码的常识”。“一般来说，桥梁通车以后是通过动载--大吨位的车开上去，以及静载--压负荷来检验质量。在长期日通行量超过设计负荷的情况下，桥能经受15年风风雨雨的检验都没问题，怎么会在要拆毁时就出了质量问题？”他反驳道。
刘立国同时表示：“我们每年都会派检测单位搞一次检测，桥梁使用状况、能不能承受这种负载--每年都会有检查结论，检查出来哪个地方有问题都要进行维修的。”
“红旗路高架桥从通车起到现在，维修从来没间断过。”上述株洲市公安系统人士也表示。包括红旗路高架桥在内的320国道，是江西到湖南的主要跨省公路枢纽，来自江西的装满煤和其他矿产的货车经常会超载。
这起震动全国的塌桥事故，引起了湖南省对于桥梁质量问题的重视。事故发生时正在香港参加“湖南港澳洽谈周”的湖南省省长周强闻讯后指示，“对全省城市高架桥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狠抓责任和工作落实，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有关事故原因，包括国家安监总局在内的官方调查组正在继续追问。
一座高架桥的“生”与“死”
这是一座只有15年寿命的标志性建筑，当初设计施工时，是否考虑过15年后的今天？
本刊记者/陈晓舒 张鹭（发自湖南株洲）
2009年5月17日16点24分，湖南省株洲市闹市区的高架桥轰然倒塌，和往常一样，桥下是拥堵的车辆和行人。
陪伴高架桥死于非命的是9个生灵。这座只被使用了15个年头的建筑物是湖南省首座公路高架桥，曾经走过20世纪90年代的“光辉岁月”，又在株洲市高速发展后饱受非议。
“生”
20世纪90年代初期，株洲市还是一个以自行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二级城市。荷塘区莲易公路是株洲城内最宽的公路，仅有四车道，路面上来往的车辆稀稀拉拉，能看见的“烧油”的交通工具大多是国产的“东风”“解放”和“黄河”。
“要致富先修路”，这条中国式标语直到今天依然能在许多农村见到，这也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一道坎。
对株洲来说，320国道是个契机。这条3695千米的国道跨经6个省，起点为上海，终点到达云南瑞丽的国门。
“这条国道引进来会给株洲市带来发展和机遇。”株洲市城市道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表示，320国道原本并不经过株洲市区。
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中国的很多城市发展仰赖的都是国道或省道。在得知320国道将经过株洲之后，株洲市政府就极力在湖南省政府前游说，将320国道改道穿城而过，选址就在现在株洲市的老城区荷塘区莲易公路一段，莲易高速公路管理处前处长刘立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市委市政府要求，这条路走市区。”
但莲易公路只有四车道，无法既满足市区车辆，又承载过境车辆。株洲市政府一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扩宽成八车道在那条公路上不可行，市政府决定花一个多亿建高架桥。”
上述人士称，一亿元的费用并不夸张。高速公路的费用通常按米计算，每公里的工程能够成就一个千万富翁；高架桥的费用也按照米计算，而费用是高速公路的3倍。
就这样，320国道建在了莲易公路之上，这座桥成了湖南省第一座公路高架桥，被予以最多的厚爱。湖南省建设局重点办下属的代表处负责统筹，“重点办就是湖南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的前身。”莲易高速公路管理处前处长刘立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五个承建单位。”
湖南省路桥集团宣传干事张勇确认，路桥集团参与了高架桥的分段建设，是承建单位之一。
1993年底，这支当时被称为最先进、最专业的施工队开工了，1994年12月28日，不到一年的时间，高架桥竣工，全长2750米，有四车道，由莲易公路管理处管辖。
刘立国说，在高架桥的建设之初，并没有考虑到株洲市高速发展后的交通承载量，只是希望能多将过境车辆引进株洲。
确实，在高架桥建成的1990年代，荷塘区以320国道为纽带飞速发展起来，红旗广场成为株洲市的两大商圈之一。而株洲另一个商圈以火车站为中心，也是仰赖交通，正如今天株洲被称为“被火车拖来的城市”。
“纠结”
这个城市开始以交通闻名，并快速发展重工业，其中机车和有色金属工业成为主打。按照株洲的城市格局，中心地块已经是机车厂为主，城市只能往东和南发展。
从2003年开始，刘立国就听到很多关于拆桥的说法。“人大、政协都提案，说这桥不适应发展。”刘立国无奈地说，“我们论证了（可以用），结果还是要拆。”
株洲市规划局副局长王振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高架原本是城市的特殊管道，随着城市的发展，它逐渐起到了制约作用。”王振湘称：“规划将320国道南迁。”城市规划的东扩和南扩，使这座与320国道配套的高架桥成为累赘。
在这座高架桥建成不到10年，有关方面已经开始规划将其南迁出市区。“这只是个规划，规划到实施可能得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王振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7年，醴潭高速通车，这同样是上海至云南瑞丽的主干线。“它更加强化了高架桥的制约作用，并不是说过境车辆不走高架桥了，但是不像以前这么多。”刘立国称，“人大、政协又纷纷提案要求拆桥。”这条高速的通车，正是顺应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城市扩大之后，由环路取代之前的城区过境国道或省道。
在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中，荷塘区政协委员彭哲宇就是最早的提案人。他居住在这座高架桥的北端尽头，10多年间，曾亲眼目睹多起交通事故，“因为高架桥属于320国道，过境的外地车辆车速往往很快，在高架桥两端与市内道路接轨的地方，很容易发生事故。”彭哲宇说。
株洲市公安系统一内部人士认同彭哲宇的这一观点：“每年在这里出现很多车祸。规划的历史因素，也形成了过境车辆对市区道路资源长期挤占的情况。伴随着市内车辆的逐年增多，高架桥下的红旗路负荷量日益增大，导致交通拥堵，让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株洲市交警部门在面对媒体时也提出了六点拆除建议。
早在2007年之前，彭哲宇就开始酝酿拆除高架桥的建议，后来以“文轩剑海”的网名，活跃于湖南当地网络论坛，以各种方式倡导高架桥的拆除。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醴潭高速的开通，让红旗路高架桥彻底变成了市内道路，但这座建于1994年的省内第一座公路高架桥，却不是那种典型意义的立交系统，其古老的设计理念并不具备被改造成城市立交桥的基础。因此，到了这个时候，它唯一的命运就是被拆掉。”
在网上，许多株洲市民觉得彭哲宇的建议是“拍脑袋”的想法。在“株洲在线”上，红旗高架桥拆除的讨论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形成了风气。网友“水之精灵”就举出了拆不得的理由，其中之一就是浪费财力--红旗立交桥才建成没多少年。
而在网下的现实生活中，彭哲宇的建议得到了民建株洲市委专职副主委徐良剑的赞同，2008年的株洲市“两会”上，徐良剑将建议带到了荷塘区人大，20多位人大代表表示赞同，并有人大代表进行了调研。
“死”
2009年1月的株洲市“两会”上，荷塘区的市人大代表联名呼吁，拆除红旗路高架桥。经大会主席团研究，拆除红旗路高架桥的建议被列为会议两件议案之一。
会后，株洲市政府向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提交《关于莲易高速公路株洲城区路段进行城市道路改造的函》。其实也是株洲市旧城改造规划中的一部分，在市委书记陈君文力主的旧城改造计划中，老区荷塘区和芦淞区首当其冲。
《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一份关于“株洲市5.17事故情况汇报”上称，2009年3月18日，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批准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同时，该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株洲市发改委的批准。
原本属于省管的320国道配套高架桥开始进行资产移交。“资产已经移交到市里，变成市管，由市建委组织拆除。”株洲市城市道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尧说。
“4月开始组织公开招标。”株洲市招投标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晓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批号为株发改【2009】138号的工程被命名为“红旗路改造工程（爆破拆除部分）”，财政拨款800万元，标段估算价600万元。
三家公司竞标，最后南岭工程以296万元中标。苏晓青称：“还有比南岭出价更低的，这次并不是价低者得，我们是根据综合实力考量排名。”
2009年5月9日，南岭工程接到株洲市建设局的中标通知书，签署了施工承包合同。红旗路高架桥的“死”不可避免。
此后的几天，南岭工程根据建委提供的桥梁施工图及拆除现场周边环境，决定对高架桥约1500米实施爆破拆除，约1300米实施机械拆除。
5月5日，红旗路高架桥实施封闭，准备拆除。5月17日，这座高架桥在这个城市完成使命之时带走了至少9条生命。
而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市政规划不断被修改、被推翻的例证比比皆是。
比如沈阳市主干道青年大街的故事。1992年，青年大街建设了三座平台桥，被市民戏称为“新加坡”“土耳奇”和“慢谷”，三座桥的共同特点是在十字路口用土填埋起桥身，桥上走机动车，也有红绿灯，桥下走行人，全无立交桥应有之效率。7年以后，沈阳市以实施道路畅通工程的名义，拆除了3座平台桥，又大兴土木改造青年大街。又过了6年，沈阳市推动浩大的“金廊工程”，青年大街又成为改造重点，无论绿化、道路还是路边建筑，都纳入新规划。
又比如，2007年，杭州要炸掉“西湖第一高楼”的消息引起舆论哗然--取代72米高建筑的，将是85米高的杭州嘉里中心。翌年，杭州市有关领导表示，嘉里中心的新规划将适当降低高度，以保护西湖景观。               
市政设施为何屡屡出险？
小到杀手井盖，大到砸死人的立交桥，还包括致人死命的排水系统，这些市政设施的完善与维护、市政施工的安全系数，影响着数量庞大的公众
文 / 李赫然
这个场景或许并不陌生--某个行人，不小心掉进了没有井盖的下水道，或崴了脚，或闪了腰。如果是个孩子，他的生命可能因此而终结。
株洲此次坍塌的桥梁与井盖同属市政设施，对它们的维护或修缮都属于市政工程的一部分。此外，市政工程还包括城市道路、给排水、燃气、城市防洪及照明等设施建设。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时，蓝白色相间的市政工程围栏随处可见。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左右，占全国GDP的2%以上。
市政投入总量增加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被引出。
首先就是安全问题。“一项市政工程，直接的相关者包括两大群体：一线的操作人员以及附近的民众。”一位评论者表示。
此次高架桥垮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07年“8.13凤凰桥坍塌事故”。要竣工的堤溪沱江大桥还没拆完脚手架，就像“积木”一样坍塌了，造成64名建筑工人死亡。类似的事故还有，杭州地铁1号线湘湖站去年11月15日发生基坑坍塌事故，造成21名工人丧生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目前，每年究竟有多少市政工程施工人员在安全事故中死去，官方尚无确切统计。
相对一线工人，数量庞大的公众人群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一方面，他们缺乏信息获取渠道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又由于人数众多容易导致群体性事故。回到市政设施中最小也最易丢失的井盖，因这些“马路陷阱”引发的交通事故占交通事故总数的8％，并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市政工程的缺陷还会诱发“隐性”安全问题。“现在有大广场的城市比比皆是，但有真正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城市却很少。”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邹时萌表示。原因很简单，广场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人人看得见；而污水处理系统虽然与城市环境建设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由于投入大、运营费用高、一般人看不见，所以一些地方并不重视。
但这种忽略同样可以致人死命。2007年7月18日，山东济南一场3小时的暴雨，使这个省会城市的中心城区成为泽国。市中心最繁华的银座地下超市，在半小时内变成了水箱。据不完全统计，历城区数人被冲入窑头河死亡；天桥区10人溺水或被水中漏电电击死亡；历下区1人冲入河沟死亡，水中遭电击2人死亡；槐荫区3人水中遭电击死亡⋯⋯官方数据最终确定暴雨共造成34人被淹死，6人失踪，171人受伤。
按照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市政工程的主要责任方为城市建设部门、市政公共事业管理部门，还包括一些市政工程公司--它们负责工程的实施。杭州地铁工地塌陷事故发生后，杭州市政府官员、施工方中铁集团、监理单位等各方进入问责的拉锯战中，国家安监总局发布的《关于浙江杭州 “11.15”地铁工地重大塌陷事故的通报》提到事故暴露出5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管理不到位；二是对发现的事故隐患治理不坚决、不及时、不彻底；三是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流于形式，甚至不培训就上岗；四是劳务用工管理不规范，现场管理混乱；五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但对于事故责任，目前仍未认定。
而对济南暴雨事故，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防汛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认为，降雨过于集中、排水不畅是造成严重灾情的主要原因，问责结果目前亦未公布。
株洲高架桥坍塌又该问责谁？目前，湖南检方已经介入，但仍没有透露控制的12名相关人员系何人。抑或红旗高架本身即存在质量问题？然而爆破工程的施工使得对高架质量的追查难度加大，因为“整个桥梁的状态已经不是原来设计的状态了”。
“纵观近年来的公共事故，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是逝去的生命和损失的财产，而是公共安全底线的持续失守。”一位评论者撰文表示，“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人命关天的血色教训并未换回应有的法律问责、制度完善，于是陷入了公共责任麻木的无底黑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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