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式精彩-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城市规划思想遗产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城市规划思想遗产
　　在北京初冬第一场大雪中，钱老安详地离去了。钱老生前留下的是“两弹一星”升天的不朽功勋，身后留下的是无数人的敬重。钱学森不仅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还与建筑科学有着不解之缘：他为建筑科学大部门定位，明确了建筑科学的3个重要领域--建筑哲学、城市学和园林学；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他极富远见地提出把北京建成全国智力中心的观点；他提出的功能稳定与迅速发展相统一的城市学理论，在建筑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钱学森是享誉中外的科学家，不仅为我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地理科学、建筑科学等领域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钱学森构建了完善的建筑科学体系，并就城市学、城市规划等发表了深刻见解。北京是钱学森长期生活的地方，对北京城市规划的关注是他建筑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北京是中国的智力中心”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其功能定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对此，钱学森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把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完全符合实际的。”钱学森对此进行了阐释和引申，并把“两个中心”合并成“一个中心”--智力中心。他解释说：“北京是中国的智力中心，是中国的大脑。”
　　　   钱学森从十个方面阐述了北京是中国智力中心的理由：“一、北京是国家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二、领导需要信息，北京有信息情报中心，包括信息处理单位和报刊出版单位。三、北京是国家级咨询、参谋单位所在地，是参谋团、智囊团的聚集中心。四、北京是参谋团、智囊团聚集中心，而参谋团、智囊团是由有知识的人组成的，那么北京必然是文化中心--也就是自然科学中心、社会科学中心、应用科学中心。推动科学进步是为了发展生产，所以北京也是提供生产技术的科研基地。五、不是所有科学技术都出自北京，但北京应该是支持新技术发展的城市。六、北京既然是自然科学中心、社会科学中心、应用科学中心，就应该培养人才。最高水平的学府应该在北京，当然不是说所有最高水平的学府都应该在北京，但北京的学府在全国来说不应是二流、三流的。七、广义的文化范畴还应包括体育，所有最高水平的体育单位都应该在北京。八、北京是文化古都，所以文化设施，如影剧院、音乐厅、科技馆、博物馆等应是全国最高级别的。九、在城市中，应该有与上述内容相匹配的城市设施。十、北京要跟全国的、全世界的城市体系打交道，所以交通、运输、信息等问题都要解决。”
“城市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但城市究竟向何处发展？是面目相似、丢失自我，还是各有千秋、突出个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钱学森早就关注这一问题，并对此发表了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言论。他说：“城市是变与不变的统一。说变，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城市也不停地发展。在现代，城市变化是很快的，几年面貌就一大变。但城市的功能又是相对稳定的。
　　      钱学森还说：“认识到城市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后，那么对一个有特色的城市而言，就不是以拆了另建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是以维修外部、内部的方式实现现代化。”针对城市在不停变化但其功能却相对稳定的特点，钱学森主张创建一门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城市学。他说，城市学就是研究城市功能稳定与城市迅速发展相统一的理论，这是从整体上认识一个城市。有了整体理论就可以站得高，看得远；就可以较好地解决世界一体化与保持城市特色的问题。钱学森说：“有了城市学才能有理有据地搞城市规划。”
“以长远眼光来建设美丽北京”
　　      钱学森是伟大的科学家，是系统工程理论的开创者。钱学森在思考重大问题时都能站在系统、整体的高度上，对北京市的规划也是如此。
      当京津唐地区讨论加强区域合作时，钱学森认为，北京市也应进行科学的规划。他说：“当人们讨论京津唐区域规划时，却忘了北京市本身也应该科学规划。难道北京市的未来就是扩大城区面积后，再建设几个周边的小城镇吗?”钱学森还引用了毛泽东对德国首都柏林的论述：“上世纪60年代初，西德曾建都于当时的小城市，将工业区等职能赋予邻近几个城市，从而形成一个城市职能各异而又通盘合作的城市体系。”毛主席批评当时北京市城市规划部门不断扩大北京城区面积、而不建设远郊区的做法。钱学森与毛泽东的见解相似：“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21世纪的北京为什么不选几个城市近郊区、山区，分别建成有不同专业功能的小城市呢？这些小城市可以与北京市相配合，形成“大北京”。一主多辅，让北京市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的城镇体系，还可以保护耕地。”
      钱老既关心北京城市的总体布局和长远设想，也心系地域性和部门性建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多，立交桥已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北京立交桥猛增这一现象，钱学森就立交桥的设计、利用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观点。他指出：“我今日读报了解到，北京市的立交桥到1993年已建成108座，而且还在建新桥。可以说立交桥是现代城市的一景了，但此景怎样才能美化城市？我想，方法就是把我国传统的园林艺术与立交桥结合起来，建设园林化的立交桥小区。（一）立交桥车道桥身下的空间仍可利用，如建停车场等。（二）在车道与桥梁之间营造园林，造假山，种植树木花卉，建水池。（三）造假山也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如假山是在“楼”外面垒山石，把“楼”藏在山内。”他还说：“立交桥的景如何搞，也要与其所在城区的整体景观相协调。天宁寺立交桥的旧城遗址搞好了，是一景嘛。”他甚至还呼吁在城市科学中增加立交桥学。
　　钱学森非常关注北京城市规划和发展。1993年他写了一篇短文《紫禁城东西侧建小公园》，并寄给《北京日报》的安伟同志。这篇稿子发表在1993年12月3日《北京日报》第1版。他在文章中说，不但要把古都风貌夺回来，而且可以增添古都新貌：从中山公园西北角起，把现有民房拆去；在南池子、北池子街道西侧，从劳动人民文化宫东北角起，也把现有民房拆去。在空出来的地段，移植高大的常青树，多种花卉，形成人民公园。在北面筒子河北岸、景山前街南侧也移植些高大的常青树。这样紫禁城四面都在公园中，朝阳、夕照，风貌一定胜过旧时!如今，钱老的设想已经成为现实，紫禁城周围不仅恢复了古都旧貌，而且还为古都增添了亮丽的新景。
      对于建设的一栋栋像火柴盒一样的建筑，钱学森尖锐地批评道：“现在我看到北京市兴起的长方形高楼，外表如积木块；进到房间里向外望，只见一片灰黄。难道这是21世纪中国的城市吗？”因此，他希望规划师和建筑师多学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钱学森非常欣赏大规模的皇家园林，如颐和园。他期望把整个城市建成一个超大型园林，但是这种园林是为广大百姓服务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指出：“如果说现代高度集中的工作和生活需要高楼大厦，那就只有“方盒子”一条出路吗？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手法借鉴过来，让高楼也有台阶，中间布置些高层露天树木花卉呢？”他还说：“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就应该：第一，有中国文化风格；第二，美；第三，科学地组织市民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
　　钱学森对北京城市规划的关注是跨越时空的，这既源于他对建筑科学的深刻理解和远见卓识，也源于他对北京城的深爱之情。1985年2月26日，钱学森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上发言时称：“1914年至1929年，我是在旧北京生长的，从1955年到现在一直在新北京，所以跟北京是有感情的。”1992年，他在文章《紫禁城东西侧建小公园》中指出：“我从前在旧北京待过15年；1955年回来后，在新北京也已38年了。在这前后53年中，曾无数次在中山公园北面筒子河旁的树荫下坐望紫禁城，看城上建筑，看那构筑别致的城上角楼，真有说不尽的滋味。”
      （本文根据张现民《着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园林情结》一文加工整理而成，大、小标题及有关钱学森追悼会等内容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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